当今中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缺乏动力，这是一些关心中国政治改革的专家学者的定论。毋庸置疑，这个定论是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深入地了解和认知中国改革的动力，实质是“经济压力催生的改革路径”，从而推动整个改革。从本质来说，中国改革并没有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分。经济的可以是政治的，政治的也可以是经济的，比如所有制改革就是最好的例子。

回顾30年改革的历史，很轻易地就发现，改革自始至终就是两个字“找钱”。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也不论是1992年之前的改革还是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的改革，皆是如此。所不同的是，从一开始为大家找钱，到为自己，为一小撮人找钱，再到不得不为维稳找钱。

“找钱”或者习惯说的改革，始终都是沿着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径进行。一条是对绝大多数的普罗大众的“省钱”路径，即采取抛弃的政策。如取消福利待遇，推行合同制，打破铁饭碗，减人增效，赶出工作岗位等。另一条就是精英阶层的“捞钱”路径，即美国FBI推荐的所谓赎买政策。如承包制、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改制，MBO等等。30余年来就是这两条不同的改革路径，相互交替，不断循环，不停深化。

中国之所以坠入“找钱”的陷阱，就在于每一项改革实质都是从想怎么让政府“省钱”开始的，而不是要建立一个公平、有效率、可持续的运行机制。以至于每一项改革，不是最终省不了钱，过不了多长时间就需要掏更多的钱，就是被连本带利，甚至赔钱“让一部分人”捞走，失去财源。比如养老改革，一开始省钱了，但最后不仅要掏钱，而且掏钱更多，掏钱的责任者也全部集中到了政府。医改、房改、教改等皆是如此。而企业改制，亏损的企业被搞掉了，赚钱的企业也被搞掉了，即便没被搞掉的几家国企，钱也不再交给政府了。到最后一个本来是企业加政府共同分担的社会责任和社会福利，全部集中到了政府。中国改革不找钱可能吗？

因此，判断中国的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是否停滞，是否缺乏动力，往哪个方向改，哪个是真改革，哪个是假改革，只需要看这项改革是不是能有“钱找”，也就是到底有没有一个“被省钱”对象。如果有一个“被省钱”的对象，那这项改革就是货真价实的，也自然是需要杀出一条血路出来的，否则，就是假的。

比如新医改，楼市调控等等就是假的。新医改搞了5年了，悄然无息就是因为新医改不但找不到钱，还要花大钱。房价越调越高，就因为价越高，找到钱就越多。但是像城市化改革，由于能从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土地中“找钱”，这项改革就必然会进行到底。

明了改革就是“找钱”这一关键所在，就可以非常简单地预言，无论是何种改革，即便是某种特定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如果能找得到钱，那么这种政治改革方案就必然会被接受，并被坚决地推行下去。

换个角度，如果“找钱”的游戏可以持续，那么所谓的“只有死路一条”、“至死方休”不过就是一个忽悠，或者是又一项“省钱”“捞钱”游戏的颊头。

这需要智慧。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只怕最后被选择的政治改革方案未必符合当今主张政治改革的中外专家学者们的意愿，或者说其实政治改革的最终方案其实从改革的开始就已经注定。

最后会是一个怎样的政治体制？直白地说，就是“找钱”游戏的终结，谁是，或者说那个阶层是被改革的最后一个“被省钱”者。

这取决于中国的先富阶层，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提供满足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新财富和新机会的需求，使中国脱离不得不不停“找钱”的改革游戏，从而避免他们自己沦为最后一个“被省钱”者。

只是新移民浪潮的形成，先富阶层只怕未必愿意承担和有能力承担被让给他们的这个所谓历史责任。他们有兴趣、有能力的仍然是如何“让”他们捞钱。因此，有一个36条不够，就要第二个36条，估计过不了多久就会来个第三个36条。想想财富本来就是“捞”出来的，“捞钱”这批只会食利阶层又被捆绑在一起不让“死”，这个社会又如何能产生一批真正能创造财富和机会的阶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8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 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美国商会发布2009年报告，一年从中国赚走1500亿美元。

无论采用何种政体，其最后都必然要落脚到经济体制上，落实在经济层面上财富的创造能力和机会的创造能力上。不能满足本国国民财富需求和机会需求的政体必然走向覆灭，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最终会走向何方？或者说政治体制最后会是个什么样子？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先富阶层的无能，注定了“找钱”游戏改革的最后结局。右派扭转不了这个历史结果，左派也不过是加速这个历史必然而已。

谁也没能力颠覆历史的进程，我们只能静待着这个“找钱”游戏的结束，并避免在新的历史中陷入这个可怕的陷阱。